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2030年）》明确，“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推动数智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制度使命与数字中国建设实践起点的技术禀赋的双重身份，决定了福州以人工智能驱动低碳发展的核心命题，不在于是否拥有先进算法或算力规模，而在于能否利用人工智能把分散的数据要素持续转化为可调度、可定价、可核证的降碳能力。“智绿协同”的实质，正是这一转化的实现机制——技术路径回答“人工智能如何降碳”，制度供给回答“降碳成果如何持续”。

数字福建（长乐）产业园。记者 林双伟 摄

技术路径：以人工智能嵌入降碳的关键环节

以闭环控制提升算力设施能效。设施能效聚焦算力设施内部的“少用能”，然而，算力扩张带来的用能需求增长与碳排放约束之间的张力，难以仅靠设备替换层面的绿色化从根本上化解。提升算力设施能效，关键在于把能效管理从“一次性硬件更新”升级为“持续性数据闭环”，实现能效数据实时回流、算法持续调适运行策略。

数字福建（长乐）产业园和中国联通福州智·云数据中心等实践均表明，绿色算力的本质并非设备先进程度，而是能效数据能否形成“监测—调适”的闭环。当前这一闭环主要形成于头部设施内部，尚未覆盖中小算力节点。

推动闭环控制向中小节点延伸，有三条路径：一是高效冷却与自然冷源技术的集成应用，针对福州高温高湿气候形成标准化改造方案；二是AI能效调优算法的推广，根据负荷波动与环境温度动态调整制冷、供电和负载分配策略；三是面向中小节点的轻量化能效监测与调适工具开发，降低部署能效闭环系统的技术门槛。三条路径分别对应硬件改造、算法调优和工具扩散，共同把头部设施已经跑通的闭环控制转化为中小节点可接入的技术能力。

以系统嵌入推动产业流程降碳。人工智能降碳的深度已在流程工业和头部企业得到验证，但广度不足的矛盾集中在离散制造和中小企业一侧。流程工业的连续性生产特征使工艺参数与物料平衡天然适合算法深度介入，形成可观的降碳能力。然而，离散制造和中小企业却受数据碎片化与改造门槛约束，单靠企业自建能力难以形成规模化覆盖。

把流程工业已经形成的降碳能力向离散制造和中小企业扩散，是提升系统嵌入广度的关键。扩散的技术路径可按“组件输出—分层改造—核证支撑”递进展开：一是把流程工业已验证的工艺参数优化、物料平衡和余热梯级利用方案提炼为可复用技术组件，使流程工业经验从“园区内生能力”转化为“跨行业技术资源”；二是以空压、制冷、余热回收等共性环节为起点，把算法、传感器和控制模块集成为分层设计的标准化改造包，企业可按嵌入深度分层选购，从监测层起步，逐步进入优化层和控制层，按效果付费、逐层升级，起步成本可控，嵌入深度不因起点有限而降低；三是以低成本边缘采集设备和标准化核算模板开发轻量化碳足迹追踪工具，使中小企业降碳效果可测量、可核证，降低进入碳市场和获取绿色金融支持的门槛。三条路径共同把系统嵌入从流程工业和头部企业的深度耦合扩展为离散制造和中小企业的规模化覆盖。

以算电协同优化能源系统调度。清洁能源的波动性与用能负荷的刚性之间的错配，是能源系统绿色转型的核心矛盾。与设施能效聚焦于“少用能”不同，算电协同聚焦算力负荷与电力系统之间的“用好能”，其机制贡献不是替代电网调度，而是把分散的负荷侧资源和绿电资源转化为可识别、可聚合、可调度的系统要素。

福州已推动一批虚拟电厂接入省级负荷管理系统，聚合可调资源规模持续扩大，为包括算力设施在内的可调负荷参与系统调节提供了聚合基础，并在新能源消纳场景中形成实际的削峰填谷能力。推动算电协同由“项目聚合”走向“常态运行”，可采取三条路径：一是负荷预测与分布式资源聚合算法，使分散的可调负荷、储能和分布式电源形成实时可观、可测、可控的资源池；二是算力负荷参与电力系统调节的调度机制，在聚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算力任务的响应时序和补偿规则，使算力负荷从“可聚合”走向“可交易、可结算”；三是微电网控制技术，在园区和海岛场景实现源网荷储的协同控制与自主平衡。三条路径分别对应资源聚合、负荷响应和微网控制，共同使算电协同从单个示范项目转化为区域能源系统的常态化运行方式。

制度供给：以规则建设推动碳数据制度化流通

技术层面的三个环节解答了“人工智能如何降碳”，但降碳成果能否持续、能否从项目走向市场，取决于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

平台建设并不必然带来数据流通，核算方法的存在也未必形成碳资产定价。通过福建大数据交易平台，华夏银行福州分行购入“绿色信用报告——企业碳资产报告”，应用于存量贷款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跟踪、增量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方案设计等业务环节。这是福建省首笔碳配额数据产品交易，验证了一条规则链条：排放数据经过统一核算形成可核验的碳资产，碳资产经过标准化封装形成可定价的数据产品，数据产品进入金融场景形成持续需求。

福州已在碳数据质量核查、碳普惠交易规则和产品碳足迹核算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制度积累，后期的规则建设应在此基础上聚焦四项制度安排：一是碳核算标准，明确排放数据的核算方法、数据格式和质量要求，使不同主体的碳数据可比较、可核验；二是碳数据产品规则，明确数据封装标准、定价机制和交易流程，使碳资产从单笔交易走向可连续定价的市场化流通；三是数据归集共享规则，制定数据目录、接口标准和更新频率要求，推动电力、燃气、新能源等数据在统一口径下衔接；四是数据权属和收益分配规则，明确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在碳数据产品中的权利边界，建立数据提供方、加工方、使用方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四项规则分别对应核算、产品、归集和权属，相互配套，共同构成碳数据制度化流通的制度基础。

“智绿协同”的深层意义，在于把人工智能从低碳领域的“工具变量”提升为“机制变量”。工具层面的人工智能应用，多用于一次性的效率优化；机制层面的协同，则要使降碳能力能够持续生成、从项目走向系统。福州的探索说明，数字技术与绿色转型的深度融合，最终要落到稳定的运行机制上，使局部经验沉淀为常态能力。由此，人工智能驱动低碳发展方能从点状实践走向系统定型，进而为全国“双碳”实践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方案”。

（作者：林志炳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